晋南人眼中的大同餐饮文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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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同有发达的餐饮文化。以前曾多次来过大同，但倾心于这里的餐饮文化，还是在大同下乡时开始的。   
不敢和京菜、鲁菜、粤菜、淮扬菜四大名菜相媲美，但吃在大同却名不虚传。大同没有自己的菜系，却集各个菜系之大成。或许是处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过渡地带，五方杂居，民族融合，造就了大同人海纳百川、包容豁达的品性，也衍生了包罗万象、简约实用的餐饮文化。   
在大同，街上最多的是饭店。每当夜幕降临，饭店门前的霓虹灯色彩斑斓，城市的繁华和张扬尽情流露，吸引着每一个过往食客。不论你是一桌人吃饭，还是一个人就餐，服务生一律态度谦恭，笑容可掬。多寡不论，童叟无欺，人人都是座上宾。客人作为饭店的衣食父母，自然是捧在手中的，难怪大大小小的饭店都是红红火火。   
老字号店铺承载着一座城市饮食文化的昨日辉煌。大同没有可圈可点，至今仍让老辈人津津乐道的金字招牌，但这并不妨碍大同人的饮食业发展，不论是高档酒楼，还是街头小店，饭菜精美，味道可口。没有什么品牌菜，但都能让人一饱口福，而且价格公道。比起老家运城饭菜的口味，大同着实让人心仪。   
食不厌精脍不厌细，酒足饭饱之余常与人探讨，大同为何能产生余“味”绕梁回味无穷的餐饮文化？据说，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时，并没有提前公告天下，便带着一部分亲信及三公六卿浩浩荡荡南下了，当他走到洛阳附近时，突然宣布，就此定都。一下子，把大家都给搞懵了，特别是那些留守在旧都平城（大同）的王公贵族，当他们醒过神的时候，发现人生突然失去了方向，没有了根基。于是，那些纨绔子弟愈发地游戏人生，每天提笼架鸟，流连酒楼，在游戏中打发时光，在酒菜中虚度光阴。一个百万人口的繁华旧梦在餐饮方面尽情演绎，把京都本来就发达的餐饮文化愈加发扬光大。这是其一。   
其二是煤文化使然。在过去采煤条件简陋、生命安全难有保障的年代，在几百米深的矿井下，煤矿工人的安全总是让人心存忧虑。每天早晨，当他们离开家中的妻儿老小，下午能否再见也难以预测。于是，煤矿工人挣下钱就去喝酒吃肉。对他们来讲，只有这种生命体验是最实在的，也是最能让人忘却眼前的烦恼。在晋南，去饭店吃饭那是很奢侈的享受。只有客人来了才下饭店，那是一种高规格的接待。晋南人，赚了钱，就存起来；攒够了钱，就盖新房。在以农耕文化为主导的地方牞人们赚不了大钱，但生活安稳踏实，生命平淡绵长，日积月累，财富渐长。于是，他们盖新房，传子孙，泽被后代，实现自己并不远大的人生理想。而在大同，出手阔绰的煤老板固然带动了餐饮业的兴旺发达，但普通人家下饭店也是家常便饭。   
其三，在大同妇女是不用上地劳动的，农活一般都由男人来干，妇女的最大责任便是相夫教子，因此，在晋北女人的手中，攸面、豆面、土豆等也能“精调细作”，变出无数花样。而在晋南妇女的手中，小麦白面也是“粗放经营”，拿得出手的也只是“馍馍”，其它的就一般了。在晋北这块广种薄收的土地上，无霜期短，气候冷凉，一年一熟，男人们也只需三四个月侍弄农活，呆在家里的女人便有足够的时间，来收拾家，来琢磨饮食。在晋南，庄稼一年两熟，妇女们都是家庭的重劳力，每天和男人一起上地，回家后，男人往炕上一躺，抽袋旱烟解困解乏，而妇女拍拍身上的尘土，生火做饭，饭后顾不上歇息，又跟着丈夫劳动去了。农活伴随她们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老太，只有零星的几个“巧妇”会在田间地头脱颖而出，以“蒸花馍”来显示自己的精巧手艺。所以，找小保姆就找晋北的，家务活一般都是行家里手。而晋南小姑娘当保姆就很勉强了，大多数都不称职的。就是许多进城多年的晋南妇女做饭烧菜的本领仍不敢恭维。但晋南妇女骨子里头有一种吃苦精神，这是她们身上流淌千年的文化基因。而大同女人进得厅堂，下得厨房，有一种看得见的成就感，是现代社会精致生活的典范。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，南北气候及耕作方式的差异，导致了二者各不相同的生活观念和餐饮文化。   
其四，大同离北京近，去得多了，世面见得大了，眼光也就高了，事事以北京为标准，吃饭也不例外。大同人知道：“取法乎上，仅得其中；取法乎中，仅得其下。”北京作为他们人生的参照，自在情理之中。大同人看病去北京，购房到北京，孩子上学选择北京，节假日，有钱人会开着车去北京购物消费。弘雅饭店的国宴狮子头好吃，师傅就是从钓鱼台请来的。近来，撑勺的师傅走了，但风味没变。而晋南人去的多的地方是西安，但在当代西安和北京还是有所差别。师傅不相同，水平有高低，晋南人的饭菜比起大同就显得有些单调而不够丰富了。   
生活在大同，是一种幸福，也是一种享受。